贯彻环境保护基本国策 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访李鹏同志
撰寫時間:2019/07/24文章來源:中國環境報

        记者:您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亲自参加了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并讲话指出,环境保护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三同步”,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三统一”,成为长期指导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和战略方针,请问当时提出并制定这一基本国策和战略方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怎样?重点要解决哪些认识和工作中的问题?
  李鵬:從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1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進展。對環境保護的認識特別是各級領導同志的認識都有了明顯提高,開始懂得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這是一個不小的進步。在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不太長的時間裏,我們制訂了環境保護的三大政策和八項基本管理制度措施,從而促使環境管理工由有一般號召走上了靠制度管理的軌道,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轉變。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環境保護工作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水汙染防治法》、《大氣汙染防治法》等法律,使環境保護工作開始有法可依。重點治理了一些汙染嚴重的城市、水域、工廠和礦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自然生態的保護也有了進展。
  長期以來,我們對環境問題知識不多,認識不夠。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陽光、空氣、水、土壤以及森林等生物資源和礦物資源,缺少哪個條件,人類都無法生存和發展。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生産力的快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開發規模日益擴大,加之一些處置不當,造成對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的破壞。在我國的一些工業比較集中的城市,比如蘭州,大氣汙染就相當嚴重。首都北京一到冬春采暖季節,空氣混濁,煙霧彌漫,被外國人稱爲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首都之一。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排入大氣的二氧化硫等的增加,我國長江以南和北方部分地區都出現了大面積的酸雨危害。水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在經濟建設中,卻不注意保護和合理利用水資源,許多江河湖泊受到汙染。城市附近的大小河流幾乎都被汙染了,不少河道成了臭水溝。地下水的問題也很大,一是盲目超量開采,破壞了采儲平衡,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沈降;二是水源受到汙染。有些城市的噪聲已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並成爲廣大人民群衆最關心的環境問題之一。另外,我們的耕地一直遭受破壞,不僅受到汙染的危害,而且,森林植被受到破壞,水土流失嚴重,每年由于水土流失而沖走的土壤約50億噸,相當于把全國耕地表土刮掉一厘米。
  我們提出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除了要抓好工農業生産和國防、科學技術外,還必須解決好兩大問題:一是人口問題,一是環境問題。人口問題當時已經受到重視,而環境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環境汙染和生態平衡的破壞還在繼續擴大。這種情況如果不能盡快扭轉,不僅會妨礙工農業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而且,還會危害人民的健康。搞現代化建設,必須有一個好的環境條件、健全的自然生態。我們決不能幹那種自毀家園、破壞生存條件的蠢事。因此,我在國務院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提出,環境保護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項戰略任務,是一項基本國策。這樣,擺正了環境保護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位置,對搞好環境保護工作才能有正確的對待,有了統一的思想基礎。
  當時,隨著經濟建設的逐步展開,工業生産規模越來越大,汙染物也相應增加了;農業發展起來,對農業資源的開發強度也增大了。同時,我國的人口還在增長。這些都會給環境帶來很大的壓力。在不少領導幹部和一部分群衆中,對環境問題的認識並沒有完全解決。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已經有了許多法律和規定,但沒有認真執行;很多同志滿腔熱情地去抓生産、搞建設,卻很少想到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工作說起來重要,做起來就很困難。我就指出這是一種片面性。強調一定要注意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的關系,要把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解決于經濟建設的過程之中,切實做到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要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統一。
  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的確立和“發展三同步”、“效益三統一”環境保護方針的制訂,都是從我國國情國力的實際情況出發,從我國環境問題的實際情況出發,是探索有中國特色環保之路的重大發展。我認爲應成爲長期指導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基本方針政策。光講認識,沒有具體措施,當然不行;而光有措施,思想認識不一致,那麽,措施執行起來就會困難重重,甚至根本實現不了。所以,我在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還要求加強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環保機構;落實環境保護資金渠道,制訂翻兩番的規劃和計劃、經濟區規劃和城鄉建設規劃都要明確列出環境保護內容;各地各部門每年要集中力量辦幾件群衆關心的環保實事;提出企業汙染治理要堅持“誰汙染,誰治理”的原則,自然資源開發利用要實行“誰開發,誰保護”的原則。會議對工業汙染防治、城市大氣汙染治理、農村環境保護、鄉鎮企業汙染治理等重點工作做出了部署。要求工業汙染防治要同企業技術改造結合起來,改造那些資源和能源消耗大的陳舊技術和工藝,開展“三廢”綜合治理,減少“三廢”排放;對于以煤爲主的能源結構造成的大氣汙染,要實行正確的能源政策和恰當的技術措施,近期把集中供熱、工礦余氣利用、城市煤氣、低硫煤供應民用等問題解決好,從長期看,還是要在煤的綜合利用和熱能轉化上下工夫,走煤化工和煤氣化的路子;城市環境保護要同城市的規劃、建設、管理結合起來,同改善工業布局和能源結構結合起來,加快工業“三廢”和噪聲等汙染的綜合治理;農業環境的保護要同合理開發和利用農業資源、發展多種經營結合起來,充分注意保護土地、水面、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動植物資源;必須嚴格控制鄉鎮企業的汙染,限期治理,該調整的就要下決心調整,該停掉就要下決心停掉。
  記者:您是我國首任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當時中央對成立這樣一個環境保護高層機構是如何考慮的?國務院環委會成立後針對當時日益突出的、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性的重點、難點環境問題,如工業和鄉鎮企業汙染問題、水和大氣汙染問題、沿海開放地區特區環境管理等,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組織協調解決引灤水質保護等重點問題。您認爲在當時的情況下,國務院環委會在研究審定環境保護方針政策、提出環境保護計劃、領導組織協調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方面發揮了哪些重要作用?
  李鵬:1983年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期間,環保部門的同志和出席會議的許多同志認爲,環境保護涉及範圍較廣,工作難度比較大,矛盾又多,不解決組織協調問題工作就難以開展。因此,在上報給國務院的《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草案中建議:國務院成立環境保護委員會,協助國家制定有關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組織協調各方面的關系,推動全國環境保護工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會議進行了討論,總的認爲這是一項很好的、很重要的建議,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1984年5月,在當時國家正大力清理撤消非常設機構的時候,國務院還是根據形勢發展和工作的需要,把環保作爲一個特例,決定成立環境保護委員會。環委會主要任務就是研究審定有關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提出規劃要求,領導和組織、協調全國的環境保護工作,並決定由我來兼任國務院環委會主任。
  環委會是國務院領導下的組織和協調性機構,負有組織推動做好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責任。環委會如何開展工作?一要抓重點,二要加強環境管理,三要幹實事。一個季度開一次會,研究決定一些重大問題,總結檢查工作,使工作不斷落到實處。每個季度抓什麽,要有重點,不泛泛議論,工作要有布置有檢查。
  我主持國務院環委會工作4年期間,堅持從環境保護的實際出發,突出重點,針對當時環境保護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做出20項政策規定,先後就防治煤煙型汙染、加強鄉鎮企業環境管理、引灤入津水質保護、特區和經濟開放地區環境管理、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建設項目環境管理、防治水汙染、自然環境和資源保護、環境保護計劃、汙染治理資金等重大問題,組織調研、討論和審議,制定政策,做出決定。《關于加強鄉鎮街道企業環境管理的決定》、《關于防治煤煙型汙染技術政策的規定》、《對外開放地區環境管理暫行規定》、《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關于防治水汙染技術政策的規定》、《關于加強城市環境綜合整治的決定》和《城市煙塵控制區管理辦法》等一系列重大環境保護政策、決定和制度陸續出台,逐步建立健全了環境保護政策、管理制度和機構建設,強化了環境管理,有力地促進了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和“三同步”、“三統一”戰略方針的貫徹執行,極大地推動了環境保護工作以及一些重點、難點環境問題的解決。
  城市人口集中,工業集中,是汙染集中和嚴重的地區,也是我們汙染防治的重點。當時城市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煙塵、汙水、固體廢棄物和噪聲4個問題,其中特別是煙塵和水汙染對人民群衆健康和環境危害最大。根據當時的監測調查,北方幾十個城市的大氣全部超標。解決煙塵汙染的根本措施是改變燃料結構、實現煤氣化、熱電聯産、集中供熱、使用電炊等,但那時我們沒有這麽大的資金辦這件事。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對煙塵汙染治理應該有對人民負責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要盡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爲改善城市環境做些工作,爲人民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煙塵治理曆史遺留問題多,我們的工業還在快速發展,能源結構以煤爲主,而治理資金有限,怎麽辦?我們在各地實踐的基礎上探索一條當時適合國情的路子,就是在不斷改造鍋爐、改變燃料結構、發展集中供熱的同時,大力發展型煤。我們不僅制訂、發布、實施了《防治煤煙型汙染技術政策的規定》、《城市煙塵控制區管理辦法》、《關于發展民用型煤的暫行辦法》等一系列防治煤煙型汙染的政策,還將“大氣汙染防治技術研究”列入國家“七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組織首屆大氣汙染防治展覽會,介紹、推廣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在太原召開全國大氣汙染防治工作會議,總結經驗,重點推進“七五”大氣汙染防治工作,從而,使城市煤煙型汙染得到有效控制。後來,我們在不斷實踐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認識到,許多城市汙染防治從抓環保實事開始,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很多措施只是“治標”而不是“治本”。老的汙染解決了,新的汙染又産生了。解決城市環境問題必須搞一個環境綜合整治的規劃,並和城市規劃緊緊相連。城市的性質、建設規模、環境的改善、汙染的治理這些主要目標,都要放到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劃之中,分步實施,系統解決。1987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文件,加強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要求市長要對城市的環境質量負責,城市汙染防治和環境質量的改善要與城市的規劃、改造、建設和發展結合起來,與城市的産業結構、工業布局、能源結構和水源保護統籌協調,使城市汙染防治步入了環境綜合整治的正軌。
  鄉鎮企業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出現的新生事物,發展鄉鎮企業是中國8億農民"離土不離鄉"的致富之路,但鄉鎮企業的發展帶有一定的盲目性。由于科學知識的限制、資金的限制,還有其他方面的種種原因,一些鄉鎮企業給環境帶來的汙染比較大。我主持召開的國務院環委會第一次會議就把鄉鎮企業汙染問題列入重要議程,研究制定了《關于加強鄉鎮街道企業環境管理的規定》,並由國務院發布。我們的政策是一方面支持鄉鎮企業成長,另一方面對其環境質量提出要求。我們要滿腔熱情地加以引導,從控制産品結構入手,堅持合理布局,支持鄉鎮企業健康發展。要加強治理,強化管理,把住建設關。對于那些汙染厲害、嚴重危害群衆身體健康的嚴格加以限制,有的就不能搞。當時,鄉鎮企業發展大省江蘇一年的産值已達200多億元,但環境汙染也很嚴重。我在1985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指出,江蘇省的領導要很好地考慮,在産值翻番的時候,要保護好江蘇的大好河山不受汙染。這方面,省政府、省領導責無旁貸。並希望江蘇、廣東具備條件的省份盡早抓好鄉鎮企業汙染防治問題。我還在1986年國務院環委會第六會議上要求,環委會當年要把相當大的一部分注意力放到防治鄉鎮企業汙染上來。後來,對于江蘇省加強鄉鎮工業環境管理、鄉鎮設置環保監督員的經驗,以及廣東順德抵制汙染企業向鄉鎮轉移的經驗,我們就大力予以推廣。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開放地區發展迅速。如何防止國際汙染轉移並使經濟發展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我們經過充分調研,制定並頒布實施了《對外開放地區環境管理暫行規定》。目的有兩個:一個是防止外商把汙染轉移到沿海經濟開放地區;另一個是防止我們一些人要錢不要命,只考慮經濟效益,不考慮社會效益,更不考慮環境效益。而且,問題還不僅僅如此。因爲經濟特區、開放區是我國經濟最發達、最富饒、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這些地區對外開放工作剛開始,基本上還是一張白紙。所以。我們有條件也有義務把這些地區建設成爲清潔、整齊、舒適、環境優美的地區。我們應當站得更高些,看得更遠些。問題不僅是爲了防止人家把汙染轉嫁進來,更重要的是,我們所以把這些地區劃爲特區、開放區,是爲了把這些地區建設成技術上先進、城市建設上現代化的地區,以便爲引進外資創造一個好的投資環境,爲當地群衆提供一個好的生活環境,也爲後發地區摸索經驗。
  爲什麽要強調加強管理?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汙染治理必須與我們國家的經濟條件和發展水平相適應。我們既不能走先汙染後治理的路,又不能提出過高的要求。一方面是我們國家還很窮,還不可能拿出很多錢用到環境治理上來,而另一方面,確實是許多事情只要通過加強管理就可以解決,就能見到實效。特別是在當時我國財力有限、技術比較落後的情況下,更要通過加強管理控制汙染,解決環境問題。因此,在我主持國務院環委會工作4年間的12次會議,每一次會議我都一再強調加強環境管理的重要意義,並按照這一思路部署和指導工作。加強環境管理首先就要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的環境意識,加強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領導。在國務院環委會的要求的督促下,國務院各部門和各地方逐步加強了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領導,陸續成立了環境保護機構,把環境保護擺上工作議程,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加強環境管理還要建立健全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政策標准,使社會有法可依、有據可循。加強環境管理更要嚴格監督管理,使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方針政策得以真正貫徹執行。
  我們還提倡辦實事、求實效的精神,形成了辦實事的制度。我在國務院環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就強調,一定要提倡幹實事的好風氣,提倡踏踏實實抓工作的好作風。要求我們的省長、市長、縣長和部長都要在任期內爲人民做幾件保護環境的好事情。爲什麽呢?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後的幾年,經過宣傳教育,幹部群衆環境意識有所提高,大會提出的大政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行之有效的。如果我們的工作不狠抓落實,還是停留在計劃上,停留在一般號召上,實際效果就要大受影響。我們發展經濟是爲人民造福的,決不能走"先汙染,後治理"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我們面臨環境問題很多,用于解決環境問題的財力物力又有限,這就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政府拿點錢,企業投點錢,群衆出點力,這也叫發動群衆保護環境,防治汙染。每年都要在環境保護工作上切切實實爲人民辦幾件實事,收到實效。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有計劃、有步驟地切實解決危害大的、群衆迫切要求解決的、我們又力所能及解決的,也是便于群衆監督、檢查的環境問題。要年初有計劃,年終有檢查,群衆看得見、摸得著。環委會把辦實事當作重要的工作方法,形成制度。從1985年開始,在全國各省、市、縣連續安排了辦實事的計劃。1985年~1987年的3年中,各地共辦環境保護實事4700多件,更新改造近4萬台鍋爐,建設了600多個煙塵控制區,整治了340多條河流、河段和湖泊,取得明顯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受到人民群衆的好評。一位曾參與了這段工作的同志對我說,國家環保局的規格雖不高,但憑借國務院環委會這個平台,監督管理工作做得有聲有色,這是特別值得懷念的一段曆史。
  記者:1992年,您作爲中國政府總理親自參加巴西環發大會首腦會議,並在大會講話中深刻闡述了中國政府加強國際合作、促進世界環發事業的主張,會後,我國政府先後制定實施了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中國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作爲指導我國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逐步進入黨的綱領性文件和政府的施政報告。您認爲此後我國是如何把環境保護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中去考慮和推進,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在促進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方面取得那些重大進展?
  李鵬: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吸取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教訓,一直在尋求經濟與環境協調的發展之路,黨和國家把環境保護確立爲基本國策,制定了"三同步"、"三統一"的戰略方針,初步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我國在經濟快速持續發展的情況下,環境狀況沒有出現急劇惡化的局面。但也要看到,我國正處于迅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對自然資源開發強度不斷加大,加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比較落後,汙染物排放量不斷增加。同時,一些地區在經濟發展中對環境保護重視不夠,環境汙染相當嚴重,生態惡化也在加劇,有的已制約、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威脅到人民群衆的生活和健康。我們把環境保護定爲基本國策,就是因爲它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持續發展,關系人民生活質量能否提高,關系中華民族子孫後代的生存、繁衍。如果片面追求經濟增長,不注意環境保護,這樣的發展是不健康的,也是不能持續的。而且,即使經濟上去了,但環境汙染了,資源耗盡了,家園破壞了,這就違背了發展的根本宗旨,可以說是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我們談發展,不僅僅是指經濟增長,還應該包括社會發展和進步,當然也包括環境保護。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妥善處理近期與長遠、局部與全局的關系,絕不能用近期與局部的發展損害長遠的、全局的發展,任何時候都不能以犧牲環境爲代價去換取經濟一時的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提高經濟發展的整體質量和效益,經濟的發展必須與人口、資源、環境統籌考慮,必須以生態良性循環爲基礎,兼顧當代與未來、局部與全局的發展。
  1992年巴西裏約熱內盧聯合國環發大會以後,黨中央、國務院迅速批准了《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明確提出我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94年,國務院批准發布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二十一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議程》,闡明了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行動計劃和措施;1996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把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列爲國家兩大發展戰略,首次將可持續發展作爲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戰略,標志著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成爲黨和國家意志,也標志著我國決心抛棄傳統發展模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江澤民同志多次在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上強調,保護環境是功在當代、惠及子孫的偉大事業。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貫徹環境保護基本國策,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加強汙染治理,改善生態環境,建設祖國秀美山川。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造成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的根本原因,不實現向集約型的增長方式的轉變,就無法實現現代化,環境也難以改善。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由對局部地區的工業結構和布局調整,進入到對國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要求經濟綜合部門制訂産業政策和落後設備強制淘汰制度,鼓勵發展汙染小、效益好的産品,優先發展利用本地資源、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産業産品,嚴格限制資源消耗大、環境汙染重、技術落後的産業産品的發展,工業部門要積極推行清潔生産,努力實現增産不增汙和增産減汙。各地各部門在制訂區域開發計劃、城市發展規劃,以及調整産業結構、産品結構和生産力布局時,都要進行環境評估,提高綜合決策水平。全國前後取締、關停了8萬多家土小企業,淘汰了一大批小煤礦、小鋼鐵、小水泥、小煉油、小火電企業,從源頭上有力地緩解了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促進了産業結構和産品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我們在加強對城市和工業汙染防治的基礎上,開展了對重點地區和重點流域的治理。對于汙染防治這個環保工作的重點,在科學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要逐步從生産末端治理轉到源頭和生産全過程的控制,把分散治理與集中控制結合起來,把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結合起來。同時,從"九五"開始,在全國實施了"三河三湖兩區一市一海"工程,集中力量,通過對重點地區和重點流域大規模的汙染治理,有效地帶動了全國汙染防治工作的進展。也以實際行動表明,中國在經濟發展中把環境保護擺上十分重要的議事日程,努力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我們在加強汙染防治的同時,開始了大規模的自然生態恢複和建設。1998年長江特大洪災後,中央提出了全面停止長江、黃河上中遊天然林采伐,禁止毀林開荒、圍湖造田,明確提出有計劃地退田還湖、還林、還草的要求,並把生態恢複和建設列爲西部大開發的首要任務,啓動了大規模的恢複和建設我國生態環境的行動。這一史無前例的行動,表明了黨和國家對中華民族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及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決心和信心,也標志著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曆史性的轉折。
  記者:您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上高度重視環境保護的法制建設,不斷推動健全和完善環境立法,加強環境執法的檢查和監督,極大地推進了環境保護步入法制軌道。比如修訂大氣汙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以及起草後來通過的、積極推動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清潔生産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您認爲當時全國人大在建立健全環境保護社會主義法制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進展?
  李鵬:依法治國是我國的重要方針。要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就必須加強環境法制建設,把環境保護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上,爲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法律保障。我們主要抓兩個任務:一是繼續修改和完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二是加大執法力度,確保環保法律法規切實得到執行。全國人大把環境與資源保護立法工作放在突出位置,針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積極推動環境與資源保護立法進程,並在加強立法的工作中,堅持從全局出發,切實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用法律手段協調人口、經濟、資源和環境的發展。九屆全國人大先後起草、修訂了《大氣汙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防沙治沙法》、《清潔生産促進法》和《環境影響評價法》5部法律,通過了14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律。初步建立起我國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爲依法治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確保我國的環境與資源安全奠定了法律基礎。
  我們在環境與資源保護立法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在環境汙染防治立法方面,2000年修訂的《大氣汙染防治法》從法律上確立了汙染物總量控制制度、排汙許可證制度等國內外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還進一步把潔淨能源技術以及開發利用作爲大氣汙染控制戰略的發展方向,這對後來推動我國能源結構的調整和能源開發利用技術的進步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同時,我們在推進環境與資源保護立法向可持續發展法律方向發展中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可持續發展、清潔生産、資源綜合利用、循環經濟等方面的政策得以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和確立。2002年通過的《清潔生産促進法》和《環境影響評價法》是環境立法方向的重大轉變。《清潔生産促進法》改變了以往汙染産生後的治理,轉向全過程控制,要求企事業單位采取先進的工藝技術和設備、使用清潔能源和原料、改善管理、加強綜合利用等措施,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或避免在生産、流通和使用産品過程中汙染物的産生和排放。進一步確立了清潔生産和全過程控制汙染的法律框架,爲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爲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環境影響評價法》是一部充分體現"預防爲主"環境保護方針的法律,它把規劃、計劃的制定納入了環境影響評價的法律適用範圍,促使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制定政策、規劃、計劃和其他行動時,必須要充分考慮環境方面的影響,廣泛聽取公衆的意見和建議,實現環境與發展的綜合決策,切實推動政府的政策、規劃和其他措施朝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發展。
  光立法也不行,還要進行執法監督,加大環境執法力度,以確保環境法律法規得以嚴格執行,推進和保障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有關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執法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普遍存在。我們要求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切實加強環境執法監督,要定期聽取和審議政府有關環境與資源保護工作的報告,對于一些重大問題要進行評議,促進政府改進執法工作。要抓好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律實施情況的檢查監督,注意發揮群衆監督、輿論監督的作用。九屆全國人大把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律的執法檢查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常委會以及環境資源保護委員會每年都組織環境執法檢查,相繼組織了24個執法檢查組,檢查了大氣、水、海洋等環境保護法律執行情況,並進行審議。1999年,我們在檢查《大氣汙染防治法》情況時發現,我國大氣環境形勢仍然是嚴峻的,我國城市其中包括北京市大氣環境質量與國際城市相比,與廣大人民群衆的期望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必須進一步增強治理大氣汙染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嚴格執行大氣汙染防治法的各項規定,爲人民生活和經濟與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我們還專門對北京市的大氣汙染防治情況進行了檢查,提出了許多建議,並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要繼續加強對防治北京大氣汙染的監督,國務院環保部門每年都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一次關于北京市環境質量情況的報告。一方面,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中國首善之區,環境保護應作表率;另一方面,我們也考慮到北京正在申辦奧運會,環境保護特別是大氣汙染防治必須加強。目的就是爲了改善首都的環境。
  通過5年各級人大切實加強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執法監督工作,進一步扭轉了環境與資源保護領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提高了全社會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環境意識和法制觀念,督促政府行政部門改進和加強環境執法工作,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環境與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09年9月8日刊登于中國環境報頭版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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